一般來說，開國皇帝對於國家制度的設計多借鑑前朝，從而規避一些陋習。

    明朝的制度設計，多在宋、元兩國。

    元朝自不必提，蒙古人敗在治國過寬，屬於粗放式的管理，只要收夠錢，民間事物大小一律交給土豪劣紳，甚至實行包稅制。

    這種情況下，窮者無立錐之地，富者阡陌相連，民不聊生。

    所以明朝就以嚴治之，恢復到了宋時的封建管理。

    在宋朝方面，明朝上下得出的結論是，宋人骨子太軟，歲幣求和，一步退，步步退，最後退無可退，只能亡國。

    所以，骨氣就得到了重視。

    表現就在於文官們以廷杖為榮，骨頭越硬越受到官場的重視，相當於功勳。

    土木堡之變，哪怕皇帝被俘，也拒絕議和；明末崇禎朝，議和的陳新甲被殺。

    一味的硬氣，失去了柔和，表面上很解氣，實際上卻錯失了良機。

    一張一弛，才是王道。

    為了培養士子的傲骨，也是為了收買人心，大明實行優待士人的國策。

    太祖高皇帝免掉了所有現任官員的徭役；嘉靖二十四年的《優免則例》規定，京官一品優免役糧三十石、人丁三十丁，以下遞減，至九品優免役糧六石、人丁六丁；外官減半；舉、監、生員優免糧二石、丁二人；致仕優免本品十分之七。

    到了萬曆三十八年的《優免新例》又規定，現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稅一萬畝，以下遞減，八品免田兩千七百畝；外官減半；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；未仕進士優免田最高可達三千三百五十畝，未仕舉人優免田一千二百畝；生員、監生免田稅八十畝。

    也就是說，在萬曆三十八年以前，普通的秀才舉人，在法律上根本無法無限制免稅，只是免稅兩石罷了。

    後來一步步地得寸進尺，進而優免範圍擴大化。

    畢竟普通人，誰會去看《大明律》？

    多占，多吃，才是王道。

    地方的衙役們，也不敢得罪舉人秀才，只能任其免稅，將剩下的賦稅攤派到其他的百姓身上，欺負老實人成了共識。

    到了張居正時期，一條鞭法就來了。

    嚴格按照大明律來徵稅，從士紳嘴裡摳食，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

    所以人亡政息，就不可避免了。

    難道萬曆皇帝不知道一條鞭法的好處嘛？

    他當然知道，但同樣他明白，張居正去世後，大明朝廷之中已經沒有這樣的執行者。

    換句話來說，萬曆朝的文武們，已經腐朽，再好的法律，對於他們而言只是法律而已，根本就無法執行。

    為了江山社稷的穩固，就像當年曹丕的九品中正制一樣，不得不進行妥協，從而飲鴆止渴。

    可惜，殊不知這玩意越是縱容，死得就越快。

    萬曆三十八年的條例頒布後，士紳更是無所顧忌，土地兼併反而愈演愈烈，投獻之風竟然成了主流。

    當然這也怪不得萬曆皇帝，無論從漢唐，還是宋元，無論是豪強，還是士紳，他們作為與皇帝共天下的一部分，免稅免徭役的權益實行上千年。

    明初管得太多，束縛得越緊，後期就越容易崩開。

    一如清朝，士紳一體當差納糧，在雍正年間施行，到了乾隆朝就被廢止。

    原因一般無二，沒有酷吏來執行，且對江山穩固不利。

    就像是直播一樣，收割的都是普通人的錢，公會和大哥錢你還想攬去？不要命了？

    當然，明朝的制度設計優點也挺多的，地方分權、中央集權，沒有外戚、藩鎮、宦官之禍，需要打的補丁很少。

    朱誼汐來自於後世，自然明白清承明制，改易不多，這在歷朝歷代都是不多見的。

    宋跟唐，元和宋之間，制度上可謂是天差地別。

    「最大的補丁，一在金融，二在賦稅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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